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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公务员学外语的鲶鱼效应

发布日期:2021-11-21 21:09   来源:未知   阅读:

  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仇和是个浑身充满新闻的人物。近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务员必须学习5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线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广州日报》8月4日)

  不知道这算仇和的第多少项“新政”。此前,有资料显示,主政昆明仅10个月,仇和就变革了当地的189项制度。当然,这其中,多数是纠正以往见惯不怪的陋习,似这般“外语新政”的别出心裁也屈指可数。

  在此番令人瞠目的举措后,公众更为关心的是,昆明那么多的公务员集体学习外语有无必要?进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公务员外语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对于心存芥蒂者来说,这种隐而不发的潜台词即是,昆明的举动算不算另一种政绩工程?

  对于以仇和为代表的强势派来说,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他们身后,这种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远,常常成为衡量其变革是否成功、是否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标尺。不可否认,新政之路不仅取决于高层的关注和肯定,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于继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维系下去。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人走政息,似乎成了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魔咒。以至于,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独角戏。于是,如何让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复,就成了改革者梦寐以求的课题。

  从公开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辞退开会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到要求直播市委全会、昆明官员工作实现“716”(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再到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任副县长和强推“外语新政”,仇和新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如一地落在“人”上。盘活现有的人才存量,激发公务员的潜能,成了仇和的着力点。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好牌手,一定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牌的选手。公务员学外语,能否最终达到“为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目的,有待观察。但最起码,学习成绩影响升迁的硬性规定,已然起到“戳了官员们的懒骨头”的鲶鱼效应。

  这种意在治“懒”的外语新政还体现在,被要求学外语的公务员年龄在50岁以下;经贸、商业等部门要求精通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几国语言,其他部门是熟悉。每种语言掌握100句话只是熟悉而已。(《南方都市报》7月22日)和市容建设、GDP产值相比,“外语新政”的政绩量化值无疑要黯淡许多,“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味道更浓一些。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说到底,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而人治能否成为法治,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法治,不但需要有人做出人治的试验,成为变革的先行者;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认可和接受这种人治,做变革的跟从者和推动者。从这个角度出发,昆明“外语新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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